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初心可“鉴”——专访百岁老红军杜宏鉴

张天清 张 晶 毛江凡    2019-12-19 10:59:21    江西文明网

百岁老红军杜宏鉴。(九江市老干部休养所供图)

2019年10月11日,谢曙光之子(左一)、李立之女(左二)、甘祖昌之女(右三)等红六军团后代看望杜宏鉴。本报记者 涂星星摄

杜宏鉴右手在战争年代负伤,留下了残疾。

■ 杜宏鉴档案:

杜宏鉴,江西吉水县人,1915年5月5日生。 1929年参加革命,1933年参加红军,同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,1984年离休。

先后任红六军团通讯员、警卫员、班长、副连长、指导员。抗战时期,任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九旅卫生部教导员。解放战争时期,任西北野战军第二纵队第二军卫生部政委。解放后,任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建设第一师政委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副部长等职。

荣获中华人民共和国三级八一勋章、三级独立自由勋章、三级解放勋章以及二级红星功勋荣誉勋章等。

初冬的甘棠湖,暖阳高照,波光粼粼。

湖畔,有一处僻静的院落。院子里种满了各种花草树木,有形姿优美、缤纷夺目的山茶,更多的是疏密有致的蜡梅,凌霜绽放、清雅高洁。

这个院落,正是地处九江市人民路423号的老干部休养所。每天,只要天气晴好,早饭后或傍晚时分,总有一位老人拄着拐杖,在院子里踱步,这一走就是数十年。

这位老者是副省级离休干部、今年104岁的老红军杜宏鉴。在一栋单元楼4楼的寓所里,看到我们来访,杜老站在门口迎接,热情地把我们引到客厅,拿出一本笔记本,请我们留下姓名、单位和电话。

留下每一个来访者的联系方式,是杜老必做的功课,也是他一贯以来养成的工作习惯。

杜老14岁参加革命,19岁踏上长征路。从红六军团到三五九旅,从抗战到南下,从西北野战军到新疆建设兵团,部队到哪他战斗到哪,党叫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。就如他的名字一样,一个赤子的拳拳初心,殷殷可“鉴”。

■ “14岁参军,我带着一把梭镖加入革命队伍”

104岁的杜老鹤形鹤心,精神矍铄。眼眶深陷,视力很好。因为战争的影响,耳朵有些背,需要凑近耳畔大声交流,方能听清。

得知我们要来采访,杜老提前做了准备。我们刚落座,老人就从书桌上拿出了两页信纸,上面写满了密密麻麻的字,是杜老记忆中最深刻的一些事件,具体到时间、地点、人物等等。杜老的儿子杜江源说,这是老人家为了接受我们采访,特意花了一下午准备的素材。

杜老笑着说,怕说不全面,就先记了下来。在老人时而凝重、时而激昂、时而动情的讲述中,我们仿佛和他一同回到了80多年前那一段段炮火连天的激情岁月。

1915年5月5日,杜宏鉴出生在江西吉水县水南镇一个叫双坑的小山村。在他的记忆里,自小家中贫寒,常常饱一餐饥一餐。1929年9月,杜宏鉴14岁,命运发生了变化,开启了他的革命生涯。

“红军到我的家乡建立了苏维埃政府,打土豪分田地,我们农民家庭都分到了田。红军部队对老百姓特别好,专为穷苦人着想,我们看在眼里。我天天跟在红军战士后面转,受到了他们精神的鼓舞,就这样,我带着一把梭镖加入了革命队伍。”忆起参加革命的经过,杜老的眼里闪着光。

由于参加革命时年龄太小,杜宏鉴主要从事苏维埃政府农村工作,参加游击队帮着打土豪分田地,有时也配合主力红军作战。那时,杜宏鉴天天盼着能扛上枪,到前线去杀敌。但枪支弹药紧缺,这个愿望迟迟没有实现。

直到1933年5月,在第四次反“围剿”的一场战斗中,18岁的杜宏鉴缴获了敌人的一支步枪。这可把他高兴坏了。

“我带着这支步枪,光荣地成为红军独立三团的一名战士。几个月后,我还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”说到这,杜老的声音格外激昂。

第五次反“围剿”战斗中,杜宏鉴所在的部队转战湘赣苏区,几乎天天打仗。杜老说,他至今仍有印象的有潞田战斗、金华山战斗、板栗园战斗等。

“1934年初,我在红六军团十八师五十三团一营三连当通讯员。潞田战斗中,我们师将国民党七十七师一个团全部歼灭,还俘获了敌团长,缴获步枪400余支、机枪10挺和大批弹药及军用物资。”尽管时隔80多年,但老人提起那一场胜利,言语中依然充满着兴奋与自豪。

1934年10月,中央苏区红军进行战略转移,主力部队8万余人开始了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。

不少人或许不知道,在此之前的两个月,一支特殊的部队按照中共中央的命令,已经秘密开拔。他们从中央苏区出发,先往南后往西隐蔽进入湘西,为中央红军战略大转移探路,这就是著名的红六军团。

“我现在还记得清清楚楚,那一天是1934年8月7日。当时,我随部队在永新打仗,突然接到命令,要进行战略转移。从阵地上撤下来后,我们的部队在萧克、王震的指挥下开始西征。”杜老说,正是从这里出发,他一步步走上了漫漫长征路,直至最终到达陕北。

■ “团长、连长牺牲了,我就带着战士们继续冲”

在和杜老的交流中,我们发现他不时挥动的右手,变形很严重,从手腕部开始弯曲,不能伸直。问起其中的缘由,老人说,这还要从长征路途中一场惨烈的战斗——招头寨战役说起。

“那是1935年6月,我已调任红六军团第十七师五十团六连担任指导员。我从班长到指导员,不到两年时间。这不是我的功劳有多大,而是我们天天打仗,每天都有战友牺牲。团长、连长牺牲了,我就带着战士们继续往前冲。”杜老伤感地说。

杜老回忆道,这一年的9月,为巩固和发展根据地,红六军团率部进入湖南、湖北两省交界的来凤县和龙山县,包围了盘踞在那里的国民党军阀。当红军展开攻击时,蒋介石急令彭位仁师增援龙山,企图从侧面突袭,以解被困之围。

杜宏鉴所在的红十七师,奉命急行军一天一夜,赶到湖南省龙山县边远山区招头寨阻敌。部队刚到招头寨,敌军就从东南方向反扑过来。

在我军主力部队未赶到作战地点前,敌人乘机向杜宏鉴所在部队发起猛烈攻击。敌军占领了狮子堡的四个山峰,控制了全部制高点,架起了德国造马克沁重机枪疯狂扫射,不少碗口粗的大树都被打断、打烂了。

杜老说,当时他所在的红十七师师长苏杰亲自率领本师主力,调集数百人,组成敢死队,向占据山头阵地的敌人发起一次又一次猛攻。团长、连长接连牺牲,作为指导员的杜宏鉴必须顶上,他带着战士们冲在了一线。

“红军没有官,哪有官啊?打起仗来,都是指挥员冲在最前面。”杜老说,就是在那场战斗中,他的右手腕中弹了,弹头伤及骨头和神经。

“那个时候部队缺医少药,伤口一直没有痊愈,直到部队到达陕北后,伤口再一次化脓,伤情恶化,才做了手术将弹片取出,从此也就残疾了。”杜宏鉴看着变形的右手笑着说。

招头寨战役中,红军与国民党军近距离肉搏战,双方拼刺刀搏杀,其惨烈程度让每一个经历者刻骨铭心。让人痛惜的是,红六军团第十七师师长苏杰在指挥战斗中,头部被流弹击中,不幸光荣牺牲,时年仅24岁。

“当时,山坡上、水田中,到处都是牺牲的战友。由于天气炎热,当地老百姓只好将难以分辨身份的遗体就地掩埋。”回忆这段往事,杜老连连摇头。

后来,农民在这一带耕作时,经常在地里挖出子弹壳和成堆的白骨,于是将这里称为“白骨湾”。这些长眠地下的尸骨,有不少是红军将士,只是他们的姓名已经无法查证。

“当年和我一起参加红军的同乡不在少数,后来大部分人再也没有与家里联系过,一点音信都没有了。唉!”说到这里,杜老声音哽咽,眼眶湿润了。

■ “我是嚼着辣椒和一截皮带,翻过玉龙雪山的”

白雪皑皑的雪山,像一座翻越不了的屏障,横亘在眼前,无边无际,没有尽头。

时近中午,雪越下越大,狂风呼啸,冰冷彻骨。

“小同志,你不能坐下,坐下就没命啦!”杜宏鉴不停地呼喊一名战友,慢慢将他扶了起来,推到马跟前,让他抓住马尾巴,缓缓往前挪。

这是1936年的4月底,红二、六军团渡过金沙江,开始了残酷的翻越雪山的征程。

抬眼望去,乌云贴着高耸的山顶,风越加凛冽,声声呜咽,嘶鸣作响。

那是玉龙雪山,杜宏鉴长征路上的第一座大雪山。此时的杜宏鉴,因为手腕受伤严重,已经接受组织委派,成为了红六军团无线电十七分队的指导员,负责电台通信工作。

红六军团的指战员绝大部分是南方人,缺乏寒冷条件下行军作战的经验。杜老说:“出发时,因为天气正在转暖,大家已将棉装改成了夹衣。翻越雪山时,只能是脚穿草鞋、身穿单衣。还好,干粮袋里还有一些从当地老百姓那兑换来的生姜、辣椒。”

杜宏鉴和我们聊起了那段惊心动魄的经历。当部队接近海拔3900米雪线时,积雪越来越深。21岁的他只穿了一件单衣,披着一块生羊皮,冻得瑟瑟发抖,嘴里的一截皮带来回嚼了一天,实在咽不下去。他又从口袋里摸出了几根生辣椒嚼了起来,身上这才有了些许暖意。“我是嚼着辣椒和一截皮带,翻过玉龙雪山的。哈哈!” 杜宏鉴用爽朗的笑声消解着过去的苦难。

部队进入雪线后,想象不到的困难接踵而来,由于积雪很厚,突击队员手拄木棍在前面探路,后面同志踩着脚印跟进。如果不这样,一脚踩空,就会掉进万丈深渊。

“即使这样,不少战士还是不小心滑倒,掉进了大雪坑里越陷越深,眼看积雪就要把人吞没,大家急中生智,纷纷解下自己腿上的绑带,并把它们连接在一起,小心翼翼地把遇险的战友拽上来。”杜老有些伤感地说,人能救回来算好的,有的战士被雪埋了,一下就没了踪影,想救都救不到。

“为了让尽可能多的战士安全翻过雪山,军团首长命令部队,大家采取手拉手的办法往上攀登。萧克、王震等首长把自己的马让出来给重伤员骑,轻伤员就拽着马尾巴走,不让一个同志掉队。”杜老的思绪仿佛回到了当年那艰难的时刻。

杜老说,经过近一昼夜的顽强攀越,红军部队经受住了生与死的考验,最终战胜了玉龙大雪山,以自己的行动,证明了这支部队的英勇顽强。

■ “宁可我牺牲,电台不能丢!”

长征时期,电台对于部队来说,是千里眼、顺风耳。作为红六军团无线电十七分队的指导员,杜宏鉴深知自己肩上的重任。

杜老回忆道:“部队每次宿营,我们都要架电线杆、接电线,开机联络。报务员的工作很辛苦,因为部队行军,他们也要行军;部队休息,他们不能休息,不管怎么疲劳都必须工作,必须与军团、各部联系上,如果联系不上,大家就会急得团团转。”

说到这里,杜老饶有兴致地跟我们讲起了“几个电报打败敌军一个师”的故事。

长征路上,当他所在部队进入贵州境内时,贵州军阀王家烈害怕红军攻打贵阳,调集了好几个师气势汹汹的来阻截红军。此时红十七师正好在毕节县南面的将军岭行军,情况万分火急。

在这个紧急关头,杜宏鉴带领的无线电十七分队及时架设电台,报务人员沉着地与各部队联系,将敌情及时、准确地报告给师部,师部又把上级的指示迅速传达给各部队。

由于十七分队的争分夺秒,保证了指挥系统的畅通无阻,师指挥员及时调来了兄弟部队,在将军岭一带打了一个伏击战,将国民党的第二十师彻底打垮,并缴获了不少武器弹药。

经过这一次战斗洗礼,杜宏鉴深切地感受到电台通信工作的重要,电台就是部队的生命线啊!

1936年6月,红二、红六军团从贵州经云南,在西康的甘孜地区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了,红二、红六军团与红三十二军合编为红二方面军。部队再往前走就要过草地了,草地无边无际,杳无人烟,还处处有沼泽陷阱。

为了保证电台能跟上大部队走出草地,经过党支部动员,杜宏鉴和战士们立下誓言:“与电台共存亡。宁可我牺牲,电台不能丢!”

然而,要运走这些沉重的机器,不是几句誓言就可以完成的,要有办法,要有力气。草地人烟全无,大部队都断了粮。为了解决吃的问题,一到宿营地,除了少数战士值班外,几十个同志都出去挖野菜。回到宿营地后,将这些野菜放在破缸子里煮开,再放在瓦片上烤,炒熟、晾干、装袋。如果是强行军,大家就用这些干野菜充饥。日子久了,战士们的体质普遍下降。

“我们十七分队运输排有一位同志叫刘希武,永新人,30多岁,中等个子。他挑的担子一头是发报机,一头是马达和天线,重几十公斤,但他从不掉队。部队一进入草地,他就生病了,但他很坚强,不愿放下担子。有一天,他挑担走了几步,就一屁股坐在草地上,再也没有起来,永远地离开了我们。”说到这,杜老沉默了许久。

如果不解决吃的问题,要想把电台、机器运出草地是根本不可能的。于是,杜宏鉴带着几个老战士,翻山越岭去找粮食。走了一整天,发现了一个土围子,进去后,在房间里发现了几十斤麦子,按照“不拿群众一针一线”的纪律,按价留下了几块银圆,把这几十斤麦子带走了。

“这下可解决大问题了,我们分队的每个人都分了几瓷碗麦子,大家都是年纪轻轻的小伙子,吃了一点东西劲也有了,挑起电台又可以大步走喽。” 说到这里,杜老像个孩子一样,开心地笑了。

就这样,经过十几天的努力,杜宏鉴带领的十七分队,终于将完整的电台挑出了草地,得到了师首长的表扬。

■ “对于胜利,我的信心从未动摇”

在和杜老的交流中,老人精气神很足,谈兴很浓。原本约定的15分钟采访时间,一直延长到了40多分钟。他的儿子担心他的身体,几次催促老人家,杜老每次都摆手,说“没问题没问题”。

我们问杜老:“在枪林弹雨、饥寒交迫的长征路上,你身边的战友一个个倒下,是什么让你如此坚定,宁可付出生命也要革命到底?”

杜老说:“因为我坚信,只要跟着大部队,跟着中国共产党,就一定能取得最后的胜利。共产党是救穷苦老百姓的,是为人民谋幸福的,对于胜利,我的信心从未动摇。”

正是靠着这股信念,1936年10月,杜宏鉴走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路,也靠着这股信念,在后来的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中,他一次又一次地冲锋陷阵、奋勇杀敌。

“我都不知道自己能够活到哪一天。能活到今天,想都不敢想。”乐观的杜老爽朗地笑了。

戎马一生总倥偬,人生百岁再“长征”。如今,杜老仍时刻关注着党和国家的大事。今年国庆大阅兵时,他一直守着电视,看到军队的装备越来越现代化,国家的军事实力越来越强大,他非常振奋。

结束采访时,杜老走到客厅窗前的书桌前,拿起毛笔,在水写布上写起了诗词《七律·长征》:“红军不怕远征难,万水千山只等闲。五岭逶迤腾细浪,乌蒙磅礴走泥丸。金沙水拍云崖暖,大渡桥横铁索寒。更喜岷山千里雪,三军过后尽开颜。”

杜宏鉴边写、边流利地背诵着。窗外,一抹秋日暖阳在树隙间跳跃、闪烁。岁月不居,时光荏苒,这位百岁老人和他的战友们在中华大地上书写的传奇,必将被人们永远铭记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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